汪洋（1916~1998），江苏镇江人，1935年进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1937年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和重庆业余剧人协会，1938年初到延安，参加延安文艺工作第一队。历任晋察冀抗大二分校文工团副团长、抗敌剧社社长、张家口人民剧院院长，组建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并担任队长。1955年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第二任厂长，在任35年。在他的领导下，北影厂摄制了《祝福》《红旗谱》《小兵张嘎》《暴风骤雨》《青春之歌》等一大批中国电影史上的红色经典之作。文革后领导拍摄《小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知音》《茶馆》《骆驼祥子》《神秘的大佛》等一大批影片，创造北影厂的第二次辉煌。
作者：汪林珊
“四人帮”粉碎以后，北影的创作人员满怀激情，要将与“四人帮”斗争的故事题材搬上银幕，力求通过影片及时的控诉“四人帮”的罪行，歌颂敢于和“四人帮”斗争的真正勇士。
深受“四人帮”迫害的著名导演、演员、艺术家崔嵬在导演《山花》之后，又马不停蹄的自编自导了故事影片《风雨里程》。
影片以1975年冬天，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任命万里为铁道部部长，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9号文件” ，对被“四人帮”搞乱的铁路大动脉，进行了全面整顿为背景。
对于那段背景，作为北影厂厂长的父亲汪洋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上北医时的同班最好的朋友刘爱民的父亲，就是当时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他曾和万里同志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并肩大刀阔斧的整顿铁路乱象的工作。
刘爱民给我讲过，1975年邓小平二次复出，针对全国的乱象，提出要全面整顿。突破口定在铁路系统。当时她的父亲刘建章时任铁道部副部长。他同新上任的铁道部部长万里在派别林立的铁路系统开展了这一大整顿的工作。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把铁路大乱象拉回到正轨，为全国整顿树立了标杆榜样！
钱筱璋、田方、汪洋在天安门准备第二天国庆大典的拍摄工作
因为我早从刘爱民那里得知，文革期间，她的父亲被关在秦城监狱，她的母亲刘淑清（1933年的老党员老革命）毅然给毛泽东上书，诉说了丈夫刘建章被关押多年的情况，以及众多被关押的老干部仍在受着法西斯的摧残。
毛泽东对她的信非常重视，做了批示。也是这封信促使毛泽东，周恩来推动了一次监狱系统的大整顿，使文革中被捕的老干部待遇得到改善，或者重新获得新生的希望。
这件事在党内十分震撼，多少关押多年的为党工作几十年，抛头颅洒热血的老干部，对刘妈妈的壮举感激涕零，直到多年后，刘老两口双双离世之后，上海电视台还对刘爱民就这件事进行了40多分钟的专题采访，回顾在那“四人帮”一手遮天的中国，刘妈妈这大义凛然的壮举难道不值得大书特书吗？
之后，刘建章和一大批老革命迈出了“四人帮”一手掌控的秦城监狱，他出狱后虽然获得自由，却一直没有分配工作。
在邓小平钦点下，万里出任新一任铁道部部长。
万里在徐州视察工作
万里同志接受邓小平的整顿铁路任务后第一天上任，就问:“刘建章同志近况怎样？”并打报告到国务院，要求就一个：“立即恢复刘建章铁道部副部长职务，以协助部长工作。”
1975年3月5日，9号文件出台《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揭开了整顿全国铁路的序幕。
万里曾对刘建章讲:“看出来了吗？这次邓副总理是横下一条心，要治乱安邦。这次整顿主要采取反对派性，调整领导班子，落实政策，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等办法。中央很支持，形势不错呀！”
“闹派性，铁路系统是重灾区，邓副主席把试点放在铁路，可见决心之大，魄力之大，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雷厉风行，大搞一场，给全国带个头！”
1975年，刘建章在河南指挥铁路抗洪抢修
建国初期，刘建章就曾经参加过了铁道部初建时期几乎所有制度的建立。现在重新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对他来说轻车熟路，一套套严谨细致针对性极强的制度陆续诞生，铁路复苏指日可待！
此时铁道部机关大院贴出一条标语：“火车运行要万里！规章制度要建章！”这是民心所向！这对正副部长密切配合，如同正副司机通力合作，开出了一趟开往春天的列车。
之后几个月，万里在外跑运输整顿，刘建章在部里忙制度、抓派性整顿。以后，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短短三四个月，铁道部运输面貌改观，铁道建设迎来了建国以来第二个高潮。
万里、刘建章这对黄金搭档，在铁路系统整顿的成功经验，被邓小平随即推向全国，文艺的整顿，部队的整顿，教育的整顿，科技的整顿，地方的整顿，农业的整顿先后展开，并取得成绩。仅仅八九个月就使一个动乱的中国，逐步显现出安定团结的局面。
1976年，刘建章在唐山指挥铁路抗震抢修
1975年11月，中南海风向骤变，“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铁道部无疑又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而万里、刘建章在整顿中的业绩，成为再次打倒他们的理由！
万里被批斗，重病住院。刘建章不低头，不检查，不揭发！造反派对这个副部长一点辙也没有。
自1976年1月，刘建章以副部长身份在铁道部独撑危局，直到“四人帮”彻底倒台！
因为深知这段历史背景，汪洋对崔嵬这个题材是大力支持，并亲赴外景地为老朋友助阵。
影片正是描述中州铁路局商洛电务段的群众，在党支部和老主任陆云志的领导下，组织设备检修队沿铁路步行250公里，对所有设备一一检修，以保证铁路畅通，落实中央9号文件。
影片真实的记录，“四人帮”就是要捣乱人民的思想，分裂职工队伍，破坏劳动纪律，制造事端，造成全国的交通瘫痪。
那个中州铁路局造反派头头姚兴邦，自上海带“首长”“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指示重返中州兴风作浪时，就是这样向下布置的:“春桥说，铁路是必争之地，我们要拖住先行官，砍断大动脉。”
“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
“要搞得省委书记倒台，地委书记垮台，县委书记下台，咱们上台！”
但是人民群众不会容忍这些阴谋家、野心家无法无天的，尽管他们采用各种卑鄙伎俩，玩弄种种无耻手段，其阴谋也未能得逞！
在陆云志领导下的群众高度警惕，团结一致的斗争下，他们遭到了惨败！
陆云志和他的小组终于顺利的完成了250公里的检修任务，实现了中央的战略部署。
影片在铁道部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助下，拍摄的很顺利，放映后观众深深为影片饱满的政治热情所感动。可他们却并不知道这部影片竟是崔嵬同志的最后一件作品，这之后他身患重病，于1979年2月7日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抱憾多年未尽的事业，只有他的老朋友，我的父亲汪洋最知道。
父亲是1936年在上海明星公司时认识崔嵬的，那时他是公司篮球队的场外指导。
因为志同道合，父亲很快就知道他是从事左翼文艺工作，生活艰苦。为此父亲和崔嵬在上海街头与周巍峙、丁里4人分享父亲仅有的一元钱买下的4碗面条时，4个年轻的热血青年已结下了过命的革命友情。
抗战以后他们先后到了延安，后来四人都分到了晋察冀搞文艺工作。
1935年汪洋进入上海明星公司
父亲经常回忆说：“我们曾共同经历过几次反扫荡，两次被敌人包围，当时生活非常艰苦，没有粮食没有盐，我们就吃萝卜野菜甚至树叶，但我们信心百倍，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们曾深入到敌人炮楼下，向日伪军做政治宣传工作，虽然有同志不幸牺牲的，但我们的宣传攻势总是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我和老崔一直生活战斗在晋察冀根据地，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充满热情，对抗战抱有必胜的信心信念，使我难忘的是，当时我们抗敌剧社、华北联大文工团和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困难的条件下，演出了崔嵬导演的高尔基的《母亲》，受到了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父亲和崔嵬在北影合作共22年。
父亲常说:“在北影，他担任艺委会主任和导演，第二创作集体负责人。这个集体是团结合作的集体，从1959年到1964年共摄制近十部影片，主要的《有北大荒人》《小兵张嘎》《天山红花》《野猪林》《穆桂英大战洪州》《杨门女将》《青春之歌》。他还在《红旗谱》中扮演朱老忠的角色，他是当时北影生产影片最多的一位导演，他所创作的影片具有独特的风格和丰富的艺术感染力，深为国内外观众所喜爱。”
正当崔嵬同志精力最旺盛，艺术上最成熟，他将为人民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艺术财富的时候，同父亲一样，在“四人帮”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他们这批艺术工作者遭受到严重的迫害！
崔嵬主演《红旗谱》
崔嵬也被投进了监狱，在精神上肉体上遭受难以忍受的折磨。但是崔嵬同志从来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真理会胜利，人民会胜利！后来由于周恩来的多次过问，“四人帮”才被迫释放了他。
在“四人帮”控制时期，崔嵬同志用各种方式与“四人帮”作斗争。在拍摄影片《山花》时，“四人帮”的爪牙于会泳，刘庆棠等人硬要把《山花》中一个公社书记写成走资派，崔嵬以不符合历史真实为由，严正的拒绝。这种爱憎分明于个人利益于不顾，在当时实是令人崇敬。
崔嵬同志无限热爱我们伟大祖国，热爱党的文艺事业，长期以来他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不停的工作。
1961年就发现他转氨酶高达500多，医院要给他做穿刺，领导上没有同意。
1964年转氨酶又高了，他连续几次住院都是边治疗边工作。
在拍摄影片《风雨里程》时，他的冠心病复发，昏倒了好几次，我们再三劝他放弃拍摄这部影片，好好休息。但是由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人对他的拍摄反“四人帮”的影片说三道四，污蔑他是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为了在政治上争口气，他拼老命也要完成这部影片。
《青春之歌》由崔嵬、陈怀皑执导，谢芳主演
他是带着氧气瓶战斗在云南高原，以后《风雨里程》外景队又转到河南开封，父亲也到外景地，亲眼看到崔嵬同志为了拍好“泥塘”这场戏，亲自下泥塘为演员示范，被陷入深及胸口的泥潭中，后来是让4个年轻小伙子抬了出来。
当这部影片进入后期工作时，崔嵬同志已经得了不治之症住进了医院。但是他白天仍到厂里去工作，晚上再回医院，他这种对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精神是很感动人的。尤其是父亲，每每看到这种情景是多么的心酸。
崔嵬同志病危期间，父亲经常去看他，每次他都要父亲给他讲国家大事，讲文艺界、电影界和北影的情况，他听了就很兴奋。
在他临去世前两天，父亲又去看他，他的精神更憔悴了，他用那双无神的眼睛望着父亲，握着他的手吃力的说:“我不行了……”
这句话顿时让父亲热泪盈眶，与崔嵬一生过往的一切一下涌入心头。多少安慰的话都显得那样苍白……
父亲说:“当崔嵬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整个北影厂，整个电影界，文艺界的同志都感到无比悲伤，影坛上一颗明星陨落了，他的无数创作理想没有实现，只有留给我们活着的同志去完成。”
《风雨里程》这部影片，将成为父亲汪洋，对一生挚友崔嵬同志留在世上的最宝贵的纪念。
2018年7月于北京
作者：汪林珊
2019年7月17日，获悉苏叔阳先生去世的消息。很快收到讣告，通知于20日上午9:00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得知苏叔阳先生患有癌症，还是在父亲去世后，从他的纪念文章中读到的。“5年前我得了凶险的病，正处在思想痛苦的时候，他和谢铁骊两位老人来医院看望我。这是我住院后第一个来自我工作地方的问候，竟然是两位老人，两位师长，两位老领导……他们俩互相搀扶着来，他们带来的亲情、安慰和鼓励，让我感受到了人世的温暖。那天恰好是我知道自己病情的真相，自己偷跑出医院，历练了一次生之诱惑之后。这鼓励不啻是种巨大的力量，让我在大限的预演中挺过来……”父亲在世时，我曾有幸见过苏叔阳先生，那是父亲80岁的寿宴上，他是为数不多北影同事好友中的一员，但他又与老北影人不同，他到北影的时间并不长，尽管此时他已经是大作家……父亲百年纪念活动中，因为整理资料有幸和苏先生见过几面，并一起吃过一顿饭，他广博的知识，待事的豁达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他谈到十几年来，多种癌症于一身的坦然，更让我钦佩，这是一个具有多么坚强的灵魂支撑的乐观的人呀！我是医生，是专搞肿瘤的医生，对癌症可以说比他清楚得多，但我一句也没有多问，我欣赏这样的“病人”，对于他说什么都是废话。他自身的强大内心已经充分的调动了全身的免疫系统，帮助他打败身体里的敌人，而调动这一切的因素，就是他的乐观，就是他从不把这种让多少人被吓死的“癌症”当一回事。如今他年事已高，80岁的人，身心里强大的防御功能下降是在所难免，何况他是作家，长期坐着更是直肠、结肠癌症高发的因素之一。追悼会这天我来得很早，早上一场大雨让空气潮湿的发粘，我从家走到八宝山已经全身大汗，看到那么多认识、不认识的文艺界，文化界的领导，同事、朋友，前来悼念这位著作颇丰让人敬仰的先生，我的眼睛也潮湿了……
苏叔阳、石侠编撰《燃烧的汪洋》
我是带着《燃烧的汪洋》一书前来的，这是他为父亲写的小传，我想把这作为一种纪念，一种凭吊献到他鲜花围成的棺椁前，表达我深切的哀思……这本书，对于我的父亲汪洋是来之不易的；对于我们全家也是来之不易的。对于我，更是来之不易的。1984年父亲从电影事业的第一线退了下来，我们做儿女的才有更多的机会渐渐走近父亲。很多老朋友，老同事常来家里做客，谈起以往战斗的岁月，谈起在北影厂35年的工作经验，面对200多部电影的业绩无不叹为观止！都劝父亲为自己的一生做个总结，这不仅是为他，更是为党的事业留下一笔精神财富。看到不同时期的老朋友说起过，听着一个个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们说起过，我们儿女也不时提起，这不能不让父亲有所动心。还是母亲林韦最后拍的板：“把你一生的故事写出来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后人，为党的文艺事业的传承！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咱们那个年代艰苦奋斗的经历，改革开放了，一切向‘钱’看了，应该让年轻一代知道我们老一辈跟着党干革命几十年，从来不是为名、为利、为钱！咱们不说还等什么人？”父亲动心了，点了头！他确实不是为自己的“名”，而是希望他战斗一生的经历，能激励今天的年轻人，能给后人留下的是宝贵的精神遗产。就在那一天，北影门口的红楼饭庄里，父亲设宴请了几位朋友，谈一谈为他写小传之事。
苏叔阳
他掏钱请朋友，更是请他心中的“笔杆子”——苏叔阳先生！在文革以后的十年中，苏先生与父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北影厂创作了《丹心谱》《夕照街》《苏禄王与中国皇帝》等出色的电影剧本，并已上市出版了《苏叔阳剧本选》及小说《故土》。父亲喜欢他的文笔，不仅有激情，又不乏细腻，笔锋犀利一针见血，却又富有人情味道。宴会上大家聊得热闹，越说越多，越说越细，最后一发不止。父亲边品着酒菜边听着大家议论，但他从年轻时起，就是那种听不得人当面夸赞他的人。所以点的菜叫众人吃，嘴里说道:“写个小稿子算了，不要说我是什么家，充其量是个电影事业家，我一心就是搞电影，我不善当官，也不是想当官，干些实事就行，所以不要把事情搞得那么大！”“汪厂长，你又来了，写传不是写你个人的事，这是北影的财富，也是我们电影界的财富，你应该总结自己的一生，一个小稿恐怕是不能胜任的！”谢铁骊导演首先提出来他早已思考的问题。在北影厂，他佩服父亲的领导能力，统筹能力，更深深了解父亲艺术水准之高！不谈《早春二月》《海霞》创作中的同甘共苦，他在《红楼梦》六部8集的合作中太有体会了！对父亲的无私无畏更是敬重，遇到任何困难都是父亲冲上前为剧组排忧解难，为创作铺平道路，这一点他最了解。
1989年上映的电影《红楼梦》
而在金钱和利益面前，父亲从不伸手，该拿的总监制的劳务费一分不要，全用在经费紧张的剧组的外事活动中，这一点他最清楚。《红楼梦》拍完，字幕上总监制人终于出现了汪洋的大名，在北影厂35年200多部片子，哪一部没有他付出的精力和体力，心血和智慧？哪一部出现过汪洋的大名？更何况谢铁骊导演于我们家是楼挨楼的邻居，他和父亲常在一起谈事业，谈北影，因此他对父亲写传一事才会万分上心，他希望父亲这种共产党人的品格得到真正的发扬光大！周啸邦听了谢导的一番话，频频点头:“谢导说的非常对，就应该写本书，应该写成一部史诗性的书！”他也是北影的笔杆子之一，在北影主抓剧本编辑创作，是《电影创作》的主编，对他的文笔，汪洋心里十分敬重。资历年轻，但是汪洋最看重的年轻导演黄健中也抢上一句:“汪厂长，你不要谦虚！这是你一生对电影界的贡献，应当好好总结出来。”
苏叔阳
一直在听着众人的议论的苏叔阳先生笑了笑，递给父亲一张纸巾：此时一向能掩饰自己，平时不太动感情的父亲心头似乎被触动了，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他看看眼前的这些好朋友，好同事，他有些激动，沉吟良久才轻轻说:“好吧，我在北影厂做了35年厂长，充其量是个实干家，不要吹捧我，更不要夸大我个人的作用，要写事实，你们看着办吧，苏叔阳，我信得过你！”之后，他一阵剧烈的咳嗽。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于是，汪洋传记编辑委员会成立了。执笔者苏叔阳和石侠采访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家中兄弟姐妹也配合苏叔阳收集资料，还沿着父亲走过的足迹，先后来到河北涞源、阜平、安国、石家庄、保定，又去了老家镇江，下放时去过的兴化和年轻时创业的上海等地。先后采访了父亲的同事、同学、好友、战友及电影界知名人士近百人。通过这个活动，家中的哥哥，姐姐，弟弟都从中加深了对父亲的了解，对父亲一生充满了崇敬。
电影《早春二月》海报，北京电影制片厂1963年摄制
而这时父亲却病倒了，他躺在医院里由大姐和哥哥为他阅读苏叔阳先生为他撰写的传记，他的心也常常随着这些文字，沉浸在往事的峥嵘岁月里。他利用这段时间不断回忆、补充、更正，他要尽最大努力让自己的传记每一个字，每一个故事都要实事求是，再现他走过的道路。他心里还是那句话——“事情成功了是大家的功劳，事情失败了是我的责任！”而苏叔阳每每为这句话感动，他说:“这就是汪洋一贯的性格！”华北电影队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靠手工作坊式的摸索，制作出有声新闻纪录片，印证了这句话。抗敌剧社8年抗战中，为晋察冀军民的演绎事业印证了这句话。与美国朋友卡尔逊83天3000公里的华北考察，200余张照片，获得毛泽东手书“华北还是我们的”印证了这句话。
毛泽东与美军观察组卡尔逊在延安
书稿拿到病房，哥哥姐姐一张张念给父亲听，而修改的意见也随之一页页记了下来。然而1998年12月15日，父亲突然病危，抢救的皮管子夺去了他听念稿的权利。15岁就与父亲在延安相识，出生入死，同甘共苦几十年的妈妈，帮他收拾着一份份稿件，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1998年12月28日清晨，父亲溘然而逝，未写完的书稿仍在病房里放着。如果说父亲一生有诸多遗憾，而他没有看到写自己的书最后完成，这不是他最后的遗憾吗？《燃烧的汪洋》由苏叔阳、石侠为父亲撰写的传记小说，于他最热爱的北京电影制片厂50周年之际，正式出版。这时我的父母已相继去世，他们并没有看到这本书，这是他们的遗憾，然而，这本书也成为我们孩子们对父母最好的记忆。我是在拼命打工挣钱还债之时，在一个书摊上看到了这本书。可以想见，这本书对于当时的我，背井离乡的负债之人，情感上带来何等的冲击。他让我为之一振，他给了我鼓舞和安慰，给了我拼搏下去的力量，让我看到了前途和希望。如今尘埃落，我已年过70，爱人去世，女儿在国外陪读。孑然一身的我用三年时间，全身心的投入，为父母和他们的战友书写历史，上百万的字落于纸上、电脑中。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我全身心的投入到父母过往的战斗生活中，从中去体味他们的苦与乐，体味他们的精神，感到内心格外充实，真可以说是乐在其中。然而写作中，与苏叔阳先生为父亲撰写的《燃烧的汪洋》一书中有很多重叠之处，无法回避。同样的事件，苏先生的妙语恒生，尽管我处处避免雷同，但有时真舍不得丢弃它传神的描写，画龙点睛恰到好处的词语，好在获得了他的默许。写父亲汪洋，尽管他是第一手采访者，但他能理解我们作为儿女的心情，这种发自内心真爱的情怀，尤其是我希望从中获得救赎的心情。苏叔阳先生能为父亲写出让人过目不忘回肠百转的传记，是他对父亲的了解，对父亲的认同。但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才知道苏先生与父亲曾有过过节。
苏叔阳
他曾经写到：“汪洋逝去，似乎结束了我的一个阶段。我正式工龄38年，其中20年在北影，18年教师生涯，20年专业编剧。从中年到老年，风雨成败都和汪洋有关。其实我和他私人交往并不密切，他比较关注我是在他将要离休的时候。刚开始交往时，我们之间甚至有过争吵、误解，他也并不格外对我青睐有加。然而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事情要追溯到文革之后，《丹心谱》的写作之初，他这样记述了一个年轻，内心高傲的作家真实的心情：“我记得非常清楚，过元旦时，汪洋领着厂领导在招待所看外请的作家、导演、演员。其中有赵丹、肖马、张锲等人。汪洋沿门叩问，个个问安，洪亮的大嗓门在招待所的楼道里回响，走到我住的215室门口，他问: “这间是谁？”于是一串纷杂的脚步和一串响亮的声音从我的房门前飘走，让我感到分外凄凉与苦涩，我以为文艺界的炎凉一开始就浇到我头上，我对汪洋的印象自然不佳，心存芥蒂。当晚我把剧本留给北影文学部便悄然回家，原打算再也不回来了。”谁知剧本得到许多人的首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片子又耽搁了三年，“我心里一直对汪洋有股说不出的‘气’，一面有敬畏，一面有怨怼。”
1980年北影厂摄制《神秘的大佛》，是当年最成功的商业片
之后，曾经在文革等各种政治运动中吃过苦头的苏先生，因当年所谓“北海读书会”被误传为什么“小集团”一事，内心自然怒火熊熊，他认定汇报者中必有汪洋！这股怒气在关于影片《神秘的大佛》的讨论中迸发出来！苏先生说:“所以当汪洋批评我们不懂大局，‘兔子不吃窝边草’，北影的人自己拆北影的台时，“我就完全像个虚空的气球跳了起来。在编导室的会上，我当着汪洋的面说:‘北影的片子不好，北影的人为什么不可以骂？我是公开写文章说的，不像有的人在我们不能参加的会议上说我们是什么什么，那是把自己的同志说成‘反革命’，是居心不良！”父亲是一个星期后才找他，这段时间他肯定是做了“功课”，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苏先生说：“一天中午要吃午饭了，汪洋忽然打电话叫我等他，我心里立即忐忑不安。在去往小食堂的路上，他对我说：‘我没有说不让你们发表意见呐，你急什么？《神秘的大佛》是部武打片，粗糙一点有什么？难道非得让港台把武打片拍绝了，咱们自己不拍？我是说你们以后说话注意点，你们说话有影响，别造成创作上的压力。’呆了一会儿，他慢慢说：‘你说的那事儿我问了，是有人在会上提起过什么‘北海读书会’也说了你的名字，但大家没说你们是什么小集团，什么反革命。你们别瞎猜，大家讨论讨论艺术上的事是好事嘛，咱们厂不是开过不少这种会吗？别叫什么名字……’他喘了口气又说：‘我这个人你不了解，我才不干那事呢！’我后悔我的莽撞，可他依然泰然，吃饭时请赵师傅来两份‘扬州炒饭’，他一份，那一份自然就请了我。那天大约是我们关系的转折点，他没有申斥我，我也没道歉，在我心里油然而生一股敬意。”心态变了，感受也不同了。父亲是有这种人格魅力的，他从不记仇，只要你是人才，他会精心打造你，为你开辟更广阔的事业道路，苏叔阳先生切实体会到父亲对他的关心。他拉我进摄制组，看搭景，看走地位，还给我讲过洗印。他逼我看厂里的双片，出主意，派任务，参与出厂前的修改。假如我说今天我对电影有了一点知识，都是这位大嗓门的老厂长用无形的鞭子催我在实践中学习的。1970年代初，“9·13”事件后，苏叔阳曾考虑撰写一个声讨那些阴谋家、野心家试图篡党夺权的电影剧本。1976年1月，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告别了我们，他的逝世给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和损失。苏叔阳怀着对革命领袖周恩来深厚的感情，对“四人帮”的刻骨仇恨，在很短时间之内写成脍炙人口的剧本，原名《火热的心》。之后人艺根据此剧改编话剧《丹心谱》上演，全国为之轰动！说什么电影要表现革命领袖，要按次序，必须先拍摄毛泽东，后拍摄周恩来。这原是不值一驳的谬论，但在“文革”刚结束，极“左”尚未消尽之时，“两个凡是”还在统治政治舆论，这竟被作为某负责人的指示下到文化部。于是电影局不能不有所考虑，北影虽然多方抵制，但因压力过大而失败……汪洋不得不通知导演和摄制组“影片停拍”！而这一切不能不承认，也是苏叔阳对汪洋的怨气来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国共产党重新扬帆起航指明了方向，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的文艺政策也渐渐步入正轨。从父亲的一份报告中我读到： 剧组重振旗鼓，开始大战之时，全摄制组和人艺演员都充满了信心，精益求精，严肃认真，密切合作，努力提高影片的艺术技术质量。从开始拍摄进度很紧，但由于分给北影厂的比利时的彩色底片质量太差，拍这部影片不合适。父亲向文化部请求，部领导同意更换伊斯曼彩色底片。但当时器材公司无此片，父亲指示厂里多方奔走，才从外贸局借来胶片拍摄，因此又耽误了20多天的拍摄时间。摄制组里的同志们决心把丢掉的时间夺回来，冒着酷暑，演员们穿上棉衣、皮衣在火热的灯光下进行拍摄。演员胡宗温阿姨的爱人，北影厂老领导彭厚荣叔叔得了重病，她去北戴河照料了几天，为了不影响拍摄因她而停机，就毅然回京进棚拍戏。正是因为人艺的广大参演演员同志全力配合，克服困难，才能使影片拍摄顺利进行。《丹心谱》影片是苏叔阳先生18年中医研究院工作中所见、所闻、所感，就中西医结合研制治疗“冠心病”的新药为主线，大胆选择了一群知识分子作为描写对象，刻画了他们的爱与恨，事业和追求。并特地截取了黎明前最黑暗的1975年，到总理逝世这一阶段的历史背景，以及群众受压后那火山即将喷发的情感。
这无疑不深刻体现了苏叔阳先生的判断与思考，能将自己的情感、胸怀，与祖国与党和人民的大起大落的命运融为一体。
我也是通过这部剧了解了苏叔阳先生犀利的文笔，坦荡的胸怀。用“不打不成交”这句话来形容父亲与苏叔阳先生的友情有些俗了。但两个心地坦诚，事业心极强的人，为了共同热爱的电影事业交心、换心、最后知心，成为了忘年之交是必然的结果。所以面临离休的父亲，才可能向他这个朋友袒露心底最柔软的心絮。苏先生说：我不会忘记汪洋在离休前和我沿着厂区的小路漫步，一边看着熟悉的一切一边说：“今后没有人再像我那样领导北影厂，也没有人再有我那样的条件和关系，今后北影路子该怎么走，真让我心里……不过，新的人有新的办法，会比我更能干。”此时的苏叔阳理解并懂得了精力充沛，设想多多的父亲不得不离休，不得不离开北影时那“爱意浓得发涩的目光，那目光就是手臂，要拥抱北影的一切。”正是因为有这种神交，父亲才能把写小传的“任务”交给了头脑敏捷，笔锋犀利，才情满满的作家苏叔阳。
电影《夕照街》，编剧苏叔阳
而苏叔阳也不负父亲的期望，尽管当这本《燃烧的汪洋》出版时，父亲已在天国。苏阳说: “汪洋走了，去和天上的故友、同志会合，唯愿那些先贤在云端俯视时，能够欣然而泣，撒下润物和育人的春雨，让我们昂然前行。”今天，一场夏雨之后，苏先生也将与父亲天堂聚首，接着诉说他们永远说不完的电影事业，继续点评他为父亲写作的《燃烧的汪洋》。 2019年7月末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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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民：CBA改革受委屈时，爸爸默默支持我
父亲刘建章两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
父亲马洪： 坎坷人生赤子心
马雅：父亲马洪在改革开放年代
项苏云：我与父亲项英，两代人的沧桑往事
田力：从延安到东北，父亲起伏跌宕的人生轨迹
马小冈：老人家一生握笔，晚年"返老还童"
彭小莲：我的父亲彭柏山
徐永清：父亲徐明，戎马关山镌诗行
李榕：爸爸的故事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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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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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少达审读